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社会学被取消，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也被迫中断。直到1979年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以后，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才又陆续开展起来。本文拟对1979年以来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取得的成果作比较全面、概括的梳理和评述，并对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未来趋势作初步的展望。

　　一、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三十年的三个阶段

　　中国社会学史是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学科，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传入中国，在中国立足、发展，不断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并在中国社会发挥自身作用的历史[1](P1)。根据笔者的研究，1979年至今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三十年的进程，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至1989年为起步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争鸣阶段，2000年至今为深化阶段。

　　众所周知，1979年随着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有一个问题迫切需要回答，即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状况曾经是怎样的？对于社会学的专业领域来说，对建国初期的早期社会学的引进、发展的回顾总结是社会学重建的重要动力。而对于非专业领域来说，则存在着社会学知识普及化的需求。总之，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之初的现实决定着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现实即处于起步阶段。在起步阶段，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1987年出版的两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专著，一部是杨雅彬的《中国社会学史》，一部是韩明谟的《中国社会学史》。

　　之所以将1990年至1999年称之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争鸣阶段，主要是社会学史学界因为围绕着第一阶段的研究问题展开了富有意义的争论，其中主要围绕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上下限、分歧、范围、发展迟缓的原因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了部分共识。这个阶段的重要象征就是围绕韩明谟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应用的历史传统》而引发的争论。争论主要在韩明谟与陈树德之间展开，至1994年韩明谟在《社会学研究》第4期发表《中国社会学史不等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三与陈树德同志商榷》一文，共进行了三轮，持续时间达八年之久，为社会学界所瞩目。

　　2000年至今是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深化阶段。这一阶段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争论，但并不妨碍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继续前行。在经历了起步和争鸣阶段之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似乎更为成熟，并取得了更为喜人的成果。这一阶段的主要象征性成果是郑杭生、李迎生所著《中国社会学史新编》，杨雅彬专著《近代中国社会学》，闫明专著《一个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韩明谟专著《中国社会学名家》，郑杭生、刘少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刘少杰专著《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

　　二、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共识

　　随着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不断展开和争鸣，在一些问题上逐步取得了共识：

　　其一，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意义上取得了共识。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学史开展相关研究，是中国社会学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虽然在有关中国社会学史的分期问题上仍然存在极大的分歧，但是研究者的目的则是基本相同的。例如，杨雅彬认为：“探索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将重点放在挖掘对恢复以来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对现今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上”[2](P2)。韩明谟认为：“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主要的目的是希图从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和教训，为我们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工作有所补益，以便使这门正在发展的学科能够更加迅速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3](P1)。郑杭生等主张，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历史方面，不仅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学理论本身，而且还以其在中国的曲折历程，为我们今天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是社会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必要构成部分[1](P1)。

　　其二，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界定上取得了共识。中国社会学史是社会学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它不同于中国社会思想史，是自社会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活动开始产生的。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学史是在引进国外社会学(包括唯物史观)和批判继承中国社会思想史丰富传统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理论探索，持之不懈的社会调查和经验研究，而获得发展，得到成长的历史[4](P88)。郑杭生等认为，中国社会学史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传入中国，在中国立足、发展，不断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并在中国社会发挥自身作用的历史[1](P1)。

　　其三，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的评估基本一致。目前已出版或发表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著述大体一致认为，中国人吸收和引进西方社会学完全是顺应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1992年由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张琢《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百年史》重点放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介绍分析上，而不是在“社会学百年史”上。郑杭生等《中国社会学史新编》(2000年)明确指出，试图改变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况是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基本背景。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2002年)中强调，社会学的传入是中国社会需要变革的内部原因所致，社会学的传播与发展也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变迁而进行的，因此其研究坚持认为，有关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的论述始终应该放在中国大社会背景中来进行。

　　其四，建国前中国社会学史中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在这一点上观点普遍一致。关于建国前中国社会学史中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在早期的社会学界是存在分歧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承信于1948年1月22日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题为《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一文指出，中国早期社会学有两大主流，即文化学派和辩证唯物论派。但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研究最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孙本文则不这样认为，其于194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是对建国前中国早期社会学作系统总结的著作，他在书中指出，本书的主导观念认为存在一种纯正的社会学理论，并且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强调和挖掘，是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中研究了瞿秋白与社会学，专设“解放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和“抗战时期解放区的农村调查”两节。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也专辟“中国社会学萌芽与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初期发展”、“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社会调查”、“持马克思主观点的社会学”等小节。1988年，庞树奇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和使命》一文中认为，抗日战争前传播的西方社会学时期，同时出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造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尝试[5]。郑杭生认为，社会学存在两个传统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的传统，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存在两种形态即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批判形态和对社会主义的维护建设形态；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则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等，其中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实证分析以毛泽东为典范。2006年，由郑杭生、刘少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学理论”、“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学思想”以及“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等章作专门论述。

　　其五，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内容的认识上基本一致。1991年12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选收的条目基本能反映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内容范围，其中选收有严复、章太炎、康心孚、陶孟和、陈长蘅、李大钊、李达、许德珩、晏阳初、孙本文、陈达、梁漱溟、朱亦松、李景汉、许仕廉、应承一、陈翰笙、言心哲、吴泽霖、潘光旦、瞿秋白、杨开道、李安宅、柯象峰、李剑华、吴文藻、吴景超、杨堃、黄文山、陈序经、杨懋春、严景耀、雷洁琼、张世文、龙冠海、李树青、陈绍馨、杨庆堃、费孝通、林耀华等四十多名学者；收选的著作主要有《群学肄言》、《訄书》、《社会学原理》、《人口问题》、《中国劳工问题》、《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蜕变中的中国社会》、《江村经济》、《生育制度》、《社会学讲话》、《农村社会学大纲》、《皇权与绅权》、《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2002年6月出版的杨雅彬的《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把绝大部分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名家包含其中。2005年4月出版的韩明谟的《中国社会学名家》一书主要研究了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来在学术上最有贡献和影响的孙本文、陈达、潘光旦、费孝通等四位社会学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治学精神和方法以及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地位等，予以概括性的分析和论述。

　　其六，在有关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学的调整与重建原因等问题的认识上基本达成一致。197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普遍认为，建国初期取消社会学的主要原因是受前苏联和1957年以后“左”倾思想的影响。此外，郑杭生等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中指出，社会学被取消也有其自身的理论原因，那就是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理论形态，即批判的理论形态和建设性的理论形态；而毛泽东个人对传统社会学的负面印象也是促成中国社会学事业长期中断的原因之一。社会学能够在1979年得以重建，是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成果。邓小平有关社会学等学科“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的指示，是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的主要动力。郑杭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之际于《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一文，专门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之间的“合”、“分”、“合”式的关系演进。

　　三、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主要分歧

　　1979年以来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共识并存的还有各种分歧。正是有关对这些分歧的争鸣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其一，在中国社会学史的时限和分期上的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的上限在1891年，下限可延伸至今。其间分为五个时期，即中国社会学的发轫(1891-1910)、中国社会学的萌芽(1911-1918)、中国社会学的幼苗(1919-1927)、中国社会学的成长(1927-1949)、中国社会学的改革(1949-)[6]。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既要体现时代特征，更要反映出中国社会学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该观点认为，1891年康有为所讲的群学不是西方社会学的实质性内容。真正把西方社会学精髓介绍给中国人的是严复和章太炎。其标志是严复1898年将所翻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法》(即《砭愚》和《倡学》)刊登在《国闻报》上，同年的《昌言报》也连载了章太炎和曾广铨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中的若干篇章。1898年，既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戊戌变法的一年，也是维新运动宣告失败的一年，而社会学在中国的引入，是直接为维新运动服务的，由此中国社会学的上限应为1898年。下限可以暂定为1978年，这是由于此年是中国社会学从此宣告新生而结束其中断局面的年份。其间可以分为四大时期，即1898年至1911年为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时期，1912年至1930年为从社会哲学向社会实地研究的过渡时期，1931年至1949年为“社会学中国化”时期，建国后至1978年为社会学学科中断时期[7]。

　　第三种观点则以1930年为界，将近代中国社会学分为两个时期。杨雅彬在《中国社会学史》中将中国社会学史分为社会学的传入(1919年以前)、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1927-1937)、1930年代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时期(1937-1949)等几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中，杨雅彬则以1930年为界，将近代中国社会学分为两个时期。其中，1930年以前又分为两个阶段，即传入和传播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社会学的传入时期，可称之为哲学社会学，即涂尔干所谓的社会的主观意识阶段；1919年至1930年为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时期，社会学各流派随着留学生的归来与国际的交流而传播开来，社会学研究队伍基本形成，设立了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机构，开始了小型的社会调查，进入实证社会学阶段。1930年以后，是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与中国化阶段——1930年至1937年是社会学发展的繁荣时期，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进行了社会改造的试验，社会学中国化的尝试；1937年至1939年，形成了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共识，并以社区研究为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初步形成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社区的中国学派。

　　第四种观点则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分期事件或分期年代。袁方主编的《社会学百年》，以1949年为界，上编为“1949年以前的社会学传播与发展”，下编为“50年代以后社会学学科的中断与重建”。郑杭生、李迎生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认为，从严复出版《群学肄言》的1903年开始到1949年，不足五十年，时间不长，分期不明显，没有足以作为分期标志的突出事件。郑杭生等认为，仅就所谓传入期而言，并非单纯引介，严复翻译《群学肄言》时，就是既译又述，表达了自己的很多见解。尤其是所谓传播、发展、成长时期，很难截然分开。如果说分期，把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特别是重建以后予以区别，则是有根据的。

　　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分期还有其他一些提法，大体上可分为传入、建立、发展、中断和重建等时期[8]，和上述第二、第三种观点相近。

　　其二，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内容、体系、方法上的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史应该包括下列三个方面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历史、高等院校与科研系统社会学研究与教学活动的历史、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3](P1)。并认为社会学的研究不可太学院气，不可认为院校和科研单位以外的努力只是一些“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而已[9]。韩明谟的《中国社会学史》包括绪论、中国社会学的发轫、萌芽、幼苗、成长、改革、历史的总结等章。其中，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展开为六个方面，即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社会调查、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系统社会学的发展、高等学校中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者、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系统的社会调查研究、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乡村建设运动等。

　　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针锋相对，认为第一种观点缺乏内在联系，根本不能体现中国社会学的特质。并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应注意学科化的社会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的区分。前者发展迟缓，却在中国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后者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其典型是乡村建设运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上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的[10]。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应该是“史”“论”结合式的研究，并非纯“史”类研究。“论”“史”结合式的研究，比较强调研究过程中的社会学视角，认为如果失去研究过程中的主导观念，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很容易成为史料的无机集合，很容易同别的学科史特别是哲学史雷同。郑杭生、李迎生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其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郑杭生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社会学理论观点的思索(即社会运行论)之上。

　　其三，在有关中国社会学史是否有学派上存在分歧

　　一种观点将“建国前中国早期社会学”分为四个研究学派[1]，即乡村建设学派、综合学派、社区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乡村建设事业主要是由一些学术界知识分子所提倡、引导与参与的，而其中的核心人物，如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等都是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知名人物。乡村建设学派关心的主要是实际的社会改良、乡村试验等问题。综合学派的主要代表有孙本文、朱亦松、龙冠海、简贯三等，其中，孙本文是集大成者。综合学派有关社会的基本观点、理论构架等直接师承于孔德一系西方社会学家。综合学派社会学家大多是中国高等院校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中的骨干人物、学术权威。社区学派是社会学与人类学交叉而形成的一个派别，其理论与方法更偏重于人类学。社区学派的主要代表有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等。社区学派以认识中国现实社会为宗旨，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作了大量的社区实地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进行了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等，其中，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实证分析以毛泽东为典范。

　　另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杨雅彬认为，之所以没有按流派来写《近代中国社会学》，恰恰是符合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实际。社会学从传入起一直紧密地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社会学家一般都是根据研究具体问题的需要来运用有关理论和方法。其他国家出现的学派林立的状况在中国社会学界并没有出现，有的只是不同的研究倾向而已。

　　其四，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是否存在“社会学中国化”时期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陈树德认为，无论是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本来都是非中国的，而要把非中国的东西化成中国的，就要通过中国化的途径，同时在批判继承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又使世界上的好东西都融化成自己的[10]。李小方认为，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社会学研究逐步摆脱了单纯照搬、模仿西方社会学的模式，开始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尝试，不少社会学家借鉴了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强调对中国实际社会状况的调查和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学专著[11]。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社会学中国化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任务；社区研究是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由草创而至成熟[12](P494-495)。

　　还有另一种全然否定“社会学中国化”的观点。有的学者援引林南教授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是在全盘西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社会学家虽然曾经从理论和实际调查上作过探讨和努力，但是仍然未脱离西方社会学的樊篱，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从而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学中国化”时期[13]。

　　四、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未来趋势

　　回顾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三十年的成果，我们可以作如下展望：

　　从范围上说，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将进一步向当代拓展。值得关注的是，张琢等学者以《社会学研究》为阵地，不断加强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以来学术发展成果的积累，定期适时地进行分科和综合述评，于1990年编辑出版的《现代中国社会学》(1979-1989)，成为第一部有关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的专史；199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1979-1996)，记述了中国社会学重建十八年来的发展历程，涵盖了各主要分支学科的社会调查和研究情况，评述了这些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和观点，提出了今后对整个学科和分支学科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从内容上说，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将因获得更加丰富的材料而不断深化。过去由于对西方社会学各种重要流派的理论、范畴、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现实的整合缺乏细致的、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因此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必然显得浮泛。随着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知识背景的不断扩大、深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将更为个案化、专门化。例如就某一个专题、人物、流派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从体系上说，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将更加丰富、完善。目前，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有两类：一为概述史；二为专门史。概述史中的研究体系有三个代表：一是郑杭生等人的“学派式”研究[1]；二是杨雅彬的“人物式”研究[14]；三是韩明谟的“典型式”研究[15]。分段史的研究如上述张琢等学者所著《现代中国社会学》、《当代中国社会学》。今后，不仅上述诸种体系、形式的研究成果将会继续存在、完善，整合上述诸种研究体系的集大成式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成果也将出现。

　　从反思的视角上看，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将更加多彩。刘少杰在《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序言》中提出，有什么样的社会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学史。他认为，中国社会学由于思想渊源、现实基础和面对问题等方面的特殊性，因此在价值追求、学术胸怀和理论视野等方面都同西方社会学有很大区别，由此他对中国社会学界以有限的西方社会学观念编写被简化了的中国社会学史的做法，颇有微词，并进而论述了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社会学被取消，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也被迫中断。直到1979年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以后，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才又陆续开展起来。本文拟对1979年以来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取得的成果作比较全面、概括的梳理和评述，并对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未来趋势作初步的展望。

　　一、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三十年的三个阶段

　　中国社会学史是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学科，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传入中国，在中国立足、发展，不断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并在中国社会发挥自身作用的历史[1](P1)。根据笔者的研究，1979年至今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三十年的进程，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至1989年为起步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争鸣阶段，2000年至今为深化阶段。

　　众所周知，1979年随着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有一个问题迫切需要回答，即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状况曾经是怎样的？对于社会学的专业领域来说，对建国初期的早期社会学的引进、发展的回顾总结是社会学重建的重要动力。而对于非专业领域来说，则存在着社会学知识普及化的需求。总之，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之初的现实决定着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现实即处于起步阶段。在起步阶段，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1987年出版的两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专著，一部是杨雅彬的《中国社会学史》，一部是韩明谟的《中国社会学史》。

　　之所以将1990年至1999年称之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争鸣阶段，主要是社会学史学界因为围绕着第一阶段的研究问题展开了富有意义的争论，其中主要围绕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上下限、分歧、范围、发展迟缓的原因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了部分共识。这个阶段的重要象征就是围绕韩明谟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应用的历史传统》而引发的争论。争论主要在韩明谟与陈树德之间展开，至1994年韩明谟在《社会学研究》第4期发表《中国社会学史不等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三与陈树德同志商榷》一文，共进行了三轮，持续时间达八年之久，为社会学界所瞩目。

　　2000年至今是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深化阶段。这一阶段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争论，但并不妨碍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继续前行。在经历了起步和争鸣阶段之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似乎更为成熟，并取得了更为喜人的成果。这一阶段的主要象征性成果是郑杭生、李迎生所著《中国社会学史新编》，杨雅彬专著《近代中国社会学》，闫明专著《一个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韩明谟专著《中国社会学名家》，郑杭生、刘少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刘少杰专著《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

　　二、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共识

　　随着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不断展开和争鸣，在一些问题上逐步取得了共识：

　　其一，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意义上取得了共识。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学史开展相关研究，是中国社会学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虽然在有关中国社会学史的分期问题上仍然存在极大的分歧，但是研究者的目的则是基本相同的。例如，杨雅彬认为：“探索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将重点放在挖掘对恢复以来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对现今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上”[2](P2)。韩明谟认为：“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主要的目的是希图从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和教训，为我们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工作有所补益，以便使这门正在发展的学科能够更加迅速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3](P1)。郑杭生等主张，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历史方面，不仅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学理论本身，而且还以其在中国的曲折历程，为我们今天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是社会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必要构成部分[1](P1)。

　　其二，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界定上取得了共识。中国社会学史是社会学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它不同于中国社会思想史，是自社会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活动开始产生的。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学史是在引进国外社会学(包括唯物史观)和批判继承中国社会思想史丰富传统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理论探索，持之不懈的社会调查和经验研究，而获得发展，得到成长的历史[4](P88)。郑杭生等认为，中国社会学史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传入中国，在中国立足、发展，不断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并在中国社会发挥自身作用的历史[1](P1)。

　　其三，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的评估基本一致。目前已出版或发表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著述大体一致认为，中国人吸收和引进西方社会学完全是顺应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1992年由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张琢《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百年史》重点放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介绍分析上，而不是在“社会学百年史”上。郑杭生等《中国社会学史新编》(2000年)明确指出，试图改变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况是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基本背景。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2002年)中强调，社会学的传入是中国社会需要变革的内部原因所致，社会学的传播与发展也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变迁而进行的，因此其研究坚持认为，有关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的论述始终应该放在中国大社会背景中来进行。

　　其四，建国前中国社会学史中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在这一点上观点普遍一致。关于建国前中国社会学史中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在早期的社会学界是存在分歧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承信于1948年1月22日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题为《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一文指出，中国早期社会学有两大主流，即文化学派和辩证唯物论派。但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研究最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孙本文则不这样认为，其于194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是对建国前中国早期社会学作系统总结的著作，他在书中指出，本书的主导观念认为存在一种纯正的社会学理论，并且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强调和挖掘，是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中研究了瞿秋白与社会学，专设“解放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和“抗战时期解放区的农村调查”两节。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也专辟“中国社会学萌芽与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初期发展”、“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社会调查”、“持马克思主观点的社会学”等小节。1988年，庞树奇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和使命》一文中认为，抗日战争前传播的西方社会学时期，同时出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造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尝试[5]。郑杭生认为，社会学存在两个传统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的传统，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存在两种形态即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批判形态和对社会主义的维护建设形态；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则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等，其中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实证分析以毛泽东为典范。2006年，由郑杭生、刘少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学理论”、“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学思想”以及“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等章作专门论述。

　　其五，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内容的认识上基本一致。1991年12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选收的条目基本能反映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内容范围，其中选收有严复、章太炎、康心孚、陶孟和、陈长蘅、李大钊、李达、许德珩、晏阳初、孙本文、陈达、梁漱溟、朱亦松、李景汉、许仕廉、应承一、陈翰笙、言心哲、吴泽霖、潘光旦、瞿秋白、杨开道、李安宅、柯象峰、李剑华、吴文藻、吴景超、杨堃、黄文山、陈序经、杨懋春、严景耀、雷洁琼、张世文、龙冠海、李树青、陈绍馨、杨庆堃、费孝通、林耀华等四十多名学者；收选的著作主要有《群学肄言》、《訄书》、《社会学原理》、《人口问题》、《中国劳工问题》、《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蜕变中的中国社会》、《江村经济》、《生育制度》、《社会学讲话》、《农村社会学大纲》、《皇权与绅权》、《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2002年6月出版的杨雅彬的《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把绝大部分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名家包含其中。2005年4月出版的韩明谟的《中国社会学名家》一书主要研究了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来在学术上最有贡献和影响的孙本文、陈达、潘光旦、费孝通等四位社会学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治学精神和方法以及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地位等，予以概括性的分析和论述。

　　其六，在有关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学的调整与重建原因等问题的认识上基本达成一致。197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普遍认为，建国初期取消社会学的主要原因是受前苏联和1957年以后“左”倾思想的影响。此外，郑杭生等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中指出，社会学被取消也有其自身的理论原因，那就是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理论形态，即批判的理论形态和建设性的理论形态；而毛泽东个人对传统社会学的负面印象也是促成中国社会学事业长期中断的原因之一。社会学能够在1979年得以重建，是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成果。邓小平有关社会学等学科“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的指示，是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的主要动力。郑杭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之际于《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一文，专门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之间的“合”、“分”、“合”式的关系演进。

　　三、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主要分歧

　　1979年以来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共识并存的还有各种分歧。正是有关对这些分歧的争鸣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其一，在中国社会学史的时限和分期上的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的上限在1891年，下限可延伸至今。其间分为五个时期，即中国社会学的发轫(1891-1910)、中国社会学的萌芽(1911-1918)、中国社会学的幼苗(1919-1927)、中国社会学的成长(1927-1949)、中国社会学的改革(1949-)[6]。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既要体现时代特征，更要反映出中国社会学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该观点认为，1891年康有为所讲的群学不是西方社会学的实质性内容。真正把西方社会学精髓介绍给中国人的是严复和章太炎。其标志是严复1898年将所翻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法》(即《砭愚》和《倡学》)刊登在《国闻报》上，同年的《昌言报》也连载了章太炎和曾广铨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中的若干篇章。1898年，既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戊戌变法的一年，也是维新运动宣告失败的一年，而社会学在中国的引入，是直接为维新运动服务的，由此中国社会学的上限应为1898年。下限可以暂定为1978年，这是由于此年是中国社会学从此宣告新生而结束其中断局面的年份。其间可以分为四大时期，即1898年至1911年为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时期，1912年至1930年为从社会哲学向社会实地研究的过渡时期，1931年至1949年为“社会学中国化”时期，建国后至1978年为社会学学科中断时期[7]。

　　第三种观点则以1930年为界，将近代中国社会学分为两个时期。杨雅彬在《中国社会学史》中将中国社会学史分为社会学的传入(1919年以前)、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1927-1937)、1930年代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时期(1937-1949)等几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中，杨雅彬则以1930年为界，将近代中国社会学分为两个时期。其中，1930年以前又分为两个阶段，即传入和传播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社会学的传入时期，可称之为哲学社会学，即涂尔干所谓的社会的主观意识阶段；1919年至1930年为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时期，社会学各流派随着留学生的归来与国际的交流而传播开来，社会学研究队伍基本形成，设立了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机构，开始了小型的社会调查，进入实证社会学阶段。1930年以后，是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与中国化阶段——1930年至1937年是社会学发展的繁荣时期，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进行了社会改造的试验，社会学中国化的尝试；1937年至1939年，形成了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共识，并以社区研究为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初步形成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社区的中国学派。

　　第四种观点则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分期事件或分期年代。袁方主编的《社会学百年》，以1949年为界，上编为“1949年以前的社会学传播与发展”，下编为“50年代以后社会学学科的中断与重建”。郑杭生、李迎生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认为，从严复出版《群学肄言》的1903年开始到1949年，不足五十年，时间不长，分期不明显，没有足以作为分期标志的突出事件。郑杭生等认为，仅就所谓传入期而言，并非单纯引介，严复翻译《群学肄言》时，就是既译又述，表达了自己的很多见解。尤其是所谓传播、发展、成长时期，很难截然分开。如果说分期，把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特别是重建以后予以区别，则是有根据的。

　　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分期还有其他一些提法，大体上可分为传入、建立、发展、中断和重建等时期[8]，和上述第二、第三种观点相近。

　　其二，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内容、体系、方法上的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史应该包括下列三个方面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历史、高等院校与科研系统社会学研究与教学活动的历史、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3](P1)。并认为社会学的研究不可太学院气，不可认为院校和科研单位以外的努力只是一些“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而已[9]。韩明谟的《中国社会学史》包括绪论、中国社会学的发轫、萌芽、幼苗、成长、改革、历史的总结等章。其中，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展开为六个方面，即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社会调查、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系统社会学的发展、高等学校中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者、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系统的社会调查研究、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乡村建设运动等。

　　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针锋相对，认为第一种观点缺乏内在联系，根本不能体现中国社会学的特质。并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应注意学科化的社会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的区分。前者发展迟缓，却在中国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后者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其典型是乡村建设运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上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的[10]。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应该是“史”“论”结合式的研究，并非纯“史”类研究。“论”“史”结合式的研究，比较强调研究过程中的社会学视角，认为如果失去研究过程中的主导观念，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很容易成为史料的无机集合，很容易同别的学科史特别是哲学史雷同。郑杭生、李迎生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其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郑杭生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社会学理论观点的思索(即社会运行论)之上。

　　其三，在有关中国社会学史是否有学派上存在分歧

　　一种观点将“建国前中国早期社会学”分为四个研究学派[1]，即乡村建设学派、综合学派、社区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乡村建设事业主要是由一些学术界知识分子所提倡、引导与参与的，而其中的核心人物，如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等都是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知名人物。乡村建设学派关心的主要是实际的社会改良、乡村试验等问题。综合学派的主要代表有孙本文、朱亦松、龙冠海、简贯三等，其中，孙本文是集大成者。综合学派有关社会的基本观点、理论构架等直接师承于孔德一系西方社会学家。综合学派社会学家大多是中国高等院校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中的骨干人物、学术权威。社区学派是社会学与人类学交叉而形成的一个派别，其理论与方法更偏重于人类学。社区学派的主要代表有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等。社区学派以认识中国现实社会为宗旨，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作了大量的社区实地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进行了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等，其中，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实证分析以毛泽东为典范。

　　另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杨雅彬认为，之所以没有按流派来写《近代中国社会学》，恰恰是符合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实际。社会学从传入起一直紧密地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社会学家一般都是根据研究具体问题的需要来运用有关理论和方法。其他国家出现的学派林立的状况在中国社会学界并没有出现，有的只是不同的研究倾向而已。

　　其四，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是否存在“社会学中国化”时期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陈树德认为，无论是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本来都是非中国的，而要把非中国的东西化成中国的，就要通过中国化的途径，同时在批判继承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又使世界上的好东西都融化成自己的[10]。李小方认为，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社会学研究逐步摆脱了单纯照搬、模仿西方社会学的模式，开始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尝试，不少社会学家借鉴了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强调对中国实际社会状况的调查和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学专著[11]。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社会学中国化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任务；社区研究是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由草创而至成熟[12](P494-495)。

　　还有另一种全然否定“社会学中国化”的观点。有的学者援引林南教授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是在全盘西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社会学家虽然曾经从理论和实际调查上作过探讨和努力，但是仍然未脱离西方社会学的樊篱，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从而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学中国化”时期[13]。

　　四、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未来趋势

　　回顾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三十年的成果，我们可以作如下展望：

　　从范围上说，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将进一步向当代拓展。值得关注的是，张琢等学者以《社会学研究》为阵地，不断加强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以来学术发展成果的积累，定期适时地进行分科和综合述评，于1990年编辑出版的《现代中国社会学》(1979-1989)，成为第一部有关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的专史；199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1979-1996)，记述了中国社会学重建十八年来的发展历程，涵盖了各主要分支学科的社会调查和研究情况，评述了这些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和观点，提出了今后对整个学科和分支学科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从内容上说，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将因获得更加丰富的材料而不断深化。过去由于对西方社会学各种重要流派的理论、范畴、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现实的整合缺乏细致的、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因此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必然显得浮泛。随着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知识背景的不断扩大、深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将更为个案化、专门化。例如就某一个专题、人物、流派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从体系上说，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将更加丰富、完善。目前，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有两类：一为概述史；二为专门史。概述史中的研究体系有三个代表：一是郑杭生等人的“学派式”研究[1]；二是杨雅彬的“人物式”研究[14]；三是韩明谟的“典型式”研究[15]。分段史的研究如上述张琢等学者所著《现代中国社会学》、《当代中国社会学》。今后，不仅上述诸种体系、形式的研究成果将会继续存在、完善，整合上述诸种研究体系的集大成式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成果也将出现。

　　从反思的视角上看，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将更加多彩。刘少杰在《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序言》中提出，有什么样的社会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学史。他认为，中国社会学由于思想渊源、现实基础和面对问题等方面的特殊性，因此在价值追求、学术胸怀和理论视野等方面都同西方社会学有很大区别，由此他对中国社会学界以有限的西方社会学观念编写被简化了的中国社会学史的做法，颇有微词，并进而论述了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