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工作与福利社会学研究室

12月14日，由国际社会福利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 简称ICSW）和韩国社会保障信息服务中心（Korea Social Security Information Service，简称SSIS）主办的第四届社会保障信息国际论坛在线上举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和芬兰社会福利服务相关领域的多位学者参加会议，围绕论坛主题"迈向可持续的福利国家：超老龄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展开研讨。

国际社会福利协会和全球智慧福利中心现任主席Sang-Mok Suh教授首先做题为“可持续福利国家与智慧福利”的主旨演讲。Sang-Mok Suh指出21世纪福利发展的新范式为可持续性发展，而可持续发展理念先后经历了三种理论阐释，分别为可持续性增长理论（即公平性增长）、可持续性管理理论( CSR & ESG)、可持续性福利理论（即智慧福利）。可持续性增长理论最早提出，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经济上不平等将会先增大后减少。该假设面临着两方面争议：一是收入不平等先增大后减少的趋势主要来自拉丁美洲经验证据；二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会随着不同政策导向而出现显著差异。因此，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福利经济学（Welfarenomics）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均衡增长和可持续性福利两个部分，其核心理念在于修正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型并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体系，同时也修正当前欧洲福利国家体系，从而建立更加可持续的福利制度。可持续性管理包括企业社会责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和环境、社会与治理（ESG Management: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可持续性福利（即智慧福利）则是指利用技术手段和大数据方法提升社会福利服务传递的效率和有效性，主要可采用的方式包括：通过电子福利（E-Welfare）提高社会福利的满意度、将福利与工作结合、推进福利供给管理、增加企业活动的社会责任以及激活志愿服务和社区精神，增强个人的社会责任。Sang-Mok Suh先生最后阐明了成立全球智慧福利中心（GSWC）的原因，全球智慧福利中心的核心功能和主要关注的领域。

在主题演讲环节，来自芬兰、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学者先后介绍了本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数字化福利服务解决方案。芬兰学者、国际社会福利协会欧洲主席罗纳德·威曼（Ronald Wiman）教授报告主题为“芬兰的福利数字化体系”。罗纳德·威曼首先对芬兰经济社会背景、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制度构成及最新改革、芬兰数字化福利服务机制、服务系统和评估等做了整体介绍。截至2022年，芬兰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23.16%，人口密度低、服务距离远对芬兰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服务传输带来挑战，迫切需要借助新技术发展数字化福利服务。2023年开始芬兰对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构，以 21个福利服务县（wellbeing services counties）取代此前的300多个自治市，主要通过公共部门购买服务的方式为21个地区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医疗服务和救援服务。目前芬兰在数字健康和福利服务方面已建成四大服务管理系统：KANTA客户服务和数据库以及MyKanta门户网站，面向所有芬兰居民提供包括健康管理、医疗卫生诊疗与检查、社会福利服务（部分）在内的信息服务；APOTTI患者数据和资源管理系统以及MAISA门户网站，这是全球首个整合了社会照护服务和医疗保健服务的电子化用户记录ERP系统，借助结构化的菜单驱动系统生成完整记录；KELA社会保障数字系统（Kela.fi），可对包括基本社会养老金、现金社会援助、住房补贴、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服务进行登记和支付；Suomi电子政务系统（Suomi.fi），可向所有居民提供各类生活和社会服务指导，向企业提供申请许可和表格服务等。为了评价数字化福利服务的效果，芬兰政府对全体国民进行了调查。从测评结果来看，75岁以上人口在使用数字化福利服务上明显存有数字鸿沟问题；70%的国民认为，传统面对面的服务不能完全被新技术服务方式所取代。芬兰数字化福利发展中的一大挑战在于，最脆弱的人群也最容易被排除在数字化福利服务体系之外。因此，未来芬兰政府一方面仍需在服务传输上进行探索创新，需要开发更具包容性、灵活性和可及性的服务工具和方式，如简易自检健康监测工具等，以有效改善服务传输的成本效益；另一方面需更积极地认识基于人工智能（AI）的解决方案所带来的革命性改变。

日本卫生劳动和福利部高级专家新田秀典先生的报告主题为“日本政府在医疗卫生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努力”。在未来十数年内，日本将进入超高龄社会，即工作年龄人口逐渐减少，但是老年人口将保持稳定增长。日本政府为应对这一形势，提出了“基于数据的健康管理计划”，旨在将健康、医疗和长期护理领域的数据互联，提供更有效、更高效的医疗和长期护理服务。“基于数据的健康管理计划”涵盖了多方面的策略，包括推广基因医学和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个人健康记录（PHR）的使用，帮助改善日常生活习惯；促进医疗记录在医疗和长期护理中的有效利用；促进数据库的有效利用。其中，在线确认健康保险资格系统允许医疗机构和药房前台确认患者最新的保险资格信息，从而可以减少因患者使用过期保险卡而导致的过度收费和手动输入所带来的行政成本。医疗机构和药房通过使用卡识别个人，随时访问健康检查信息和药物信息，方便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护理。电子处方是一种用电子方式替代纸质处方操作的系统。患者可以在健康保险资格系统上查看最新处方和发药详情的信息，利用这些数据检查重复用药检查的结果。在此基础之上，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医疗DX”（Medical DX）计划，通过推进医疗领域的数字化，扩大数据收集范围，提高医疗护理的运营效率，提高数据共享程度等手段推进医疗服务全过程的“可视化”，以便迅速响应诸如Covid-19的传染病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晶报告主题为“数字化与中国ICT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发展”。王晶副研究员介绍了中国两类不同性质的养老服务平台组织，一类是市场化服务平台企业，组织模式依托于平台的两端：一端是养老服务的提供商；另一端是老年群体或子女群体。市场化平台企业会通过各种策略将各类养老服务主体吸纳到平台之上，包括医疗服务、养老照料、代购服务、日常监测等等，通过养老服务主体集聚，有些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属于比较小众的市场需求，在线下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市场供给，市场化化平台就产生这种长尾效应。另一类是行政化的平台。政府首先制定服务规划，针对数字化智能养老平台建设及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政府通过招标的形式邀请平台企业投标。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下，谁来经营平台，是决定平台与政府关系的核心要素。从调查的政府委托项目实施情况看，在养老服务平台组织上，地方政府倾向于委托大型企业来搭建平台。在西方公共服务民营化实践中，政府通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凭单等方式，将市场化机制大量引入公共服务实践当中。但是在中国地方实际政策运作中，为何很少有地方政府引入市场化的养老服务平台？王晶副研究员认为，政府作为服务筹资方和发包方，它的激励是多重的，既为了提高政策对象的福利，同时也有安全的考量，甚至后两者的激励超越前两者。也因此，在引入互联网平台技术过程中，政府才用了一种折中的策略，即由政府搭建一套独立的平台,将技术应用的边界限定在政府控制的服务范畴内，政府购买老年人服务必须通过自身的平台、自己招募的提供商供给。这样操作可以极大方便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但是另一方面，平台服务商需要嵌入到政府的行政化服务框架中，一定程度上就脱离了市场化平台的运作逻辑，其主要目标也替换为满足政府的各类需求，比如数据基础设施、平台展示、资金监管等等。平台服务商由于嵌入行政系统，平台和服务商都只能依托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维持生存，最终可能会造成服务低效率、低质量、高成本的问题。

韩国江南大学教授Soo-Wan Kim的报告题目为“韩国社区养老服务与ICT技术运用：当前趋势、问题与影响”， Soo-Wan Kim教授对韩国信息通讯技术影响下的社区养老服务的进展及其趋势和问题做出细致的探讨。报告面向“为何政策会偏向技术为基础的养老服务”这个问题而展开，认为技术一方面可以对老龄化社会做出相应的回应，服务高龄老人，提升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能够应对社区服务的新需求与新挑战。因此，如何让以技术为基础的服务适应社区实际需求，达到政策效果最大化的目的是地方政府执行相应政策中面对的最大问题。面对这个问题，金教授在分析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的趋势和局限的基础上，认为需要建立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创新智能照护服务模型。，具体原则包括：使用者中心和使用者友好原则，公私伙伴合作原则，链接科技服务与面对面服务原则与数据安全原则。同时，以科技为基础的照护服务必须能够整合进社区照护服务体系之内。这就需要为智能照护服务建立数据平台以整合数据，做好数据管理，并在必要的时候提供紧急和预警服务；建立个案服务团队，帮助使用者链接服务资源和政策资源等等，让具体的各项长者服务能够更好地传递到社区和家庭中，让家庭中的智能设备更好发挥作用。Soo-Wan Kim教授最后介绍了各个主体在合作中扮演的角色，中央政府提供赋能支持、规制和资金支持；地方政府提供数据平台服务，设计服务供给体系，规划公私合作；私立公司负责服务计划和数据管理，提供具体服务；研究团队负责监督质量和评估；使用者可以对服务进行反馈，几方合作，最终达成老年人“在地养老”并提升生活质量的目的。

研讨会最后与会学者针对主题演讲展开了讨论，中国、芬兰、日本和韩国将大数据应用于老年服务领域，相较于传统养老服务展现出一定优势，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数据、算法难以回应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学者以日本为例，日本开发LIFE智慧养老系统，用于辅助老年人独立如厕，但是不同失能老年人需求千差万别，系统需要提供完全辅助、部分辅助等多种选择。该系统只实施了几年就暴露出问题，数据很难反馈老人的个性化需求，护理服务的效率也会受影响；二是数据、平台和人力资源的匹配问题，数据算法最终离不开“人的服务”，还是以日本为例，目前许多日本老年家庭安装传感器，但传感器需要依托护理人员及时响应，日本的护理人员短缺，供不应求，无法快速响应老年人的需求；三是大数据驱动服务转型需要多方利益主体的协商合作。不同主体之间的数据结构和产权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四是不同国家大数据应用展现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以需求者为中心的服务整合；二是以管理者为中心的流程管控，两个目标既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分化的。不同国家的福利体制展现出不同的选择模式，因此智慧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可能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